伴随汀州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汀江商贸航道的开辟，汀州的商品经济也得到了极大刺激；宋代的厢坊制度也为汀州的经济崛起做了制度上的铺垫。宋元时期也是汀州经济发展的历史巅峰期。
古城垣结构对坊市蔓延的衍变适应
汀州商帮作为闽商的一部分，也具有闽商的重要特质：其一，以血缘为中心，以家族为凝聚力，以家庭经营方式为主；其二，推崇“商能致富”，与中原文化“抑商重农”的思想不同；其三，以妈祖崇拜为典型的文化特征，汀州天后宫就是祭祀妈祖、保佑汀江航道的福祉。
宋元汀州经济的繁盛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汀州造纸产业的兴盛。宋代苏易简在《纸谱》中记载：“闽人以竹造纸，闽汀产纸帐。”汀江流域为发展造纸业提供了良好的气候和丰富的资源，素称"毛竹宝库〃。汀州的造纸业始于唐宋，尤其是玉扣纸，在国内享有盛名，行销全国，至明清时期曾远销至东南亚。特别是南宋，造纸作坊散布汀江两岸，产量多，质量好，是汀州通过汀江航道最主要的外销货物。
(2)汀州烧瓷技术的发展与产业的繁盛。汀江两岸的烧瓷业多发展于宋代，烧瓷技术独特，瓷器绘色均匀，釉调湿润，光泽度强，成为宋代福建主要的产瓷基地之一。大量的瓷器除供应汀州本地外，还源源不断地销往外地。
(3)汀江航运的繁荣，促使闽粵赣各路商贾云集汀州。如江西会馆、湖南会馆、潮州会馆、吉安会馆、广东会馆、龙岩会馆、永定会馆、连城会馆、上杭会馆、等均设于汀州城内。汀州城内的店铺繁多，物资极大丰富，汀州也成为闽粵赣边区最大的物资集散重埠和经济中心。
宋元时期汀州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表现在城市空间上有两点值得深入研究，一是商贸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了商贸街市的衍伸；二是人口的大量增加带动了住坊的蔓延。汀州城街市的衍伸和住坊的蔓延对当时城墙的改建有较大的影响。
发展至明清时代，河边市、五通庙前市等也都开辟出来，并设有惠吉门码头，以解决汀江航运货物集散。店头街被评为中国第三批历史文化名街之一。这些街市有两个共同特点：
(1)这些街市均衍伸至宋代汀州城墙的范围以外：如东大街一半在城墙内，一半在城墙外；而店头街、水东街则完全是城墙外的街市。
(2)这些街市在形态上都趋向于汀江堤岸。这种形态上的趋向性是受到当时汀江商贸航道的影响而形成的。
东大街
朝天门。东大街是汀州的四大历史传统街区之一，最早可追溯到唐代。街区仍然保留着明清建筑特色，并保存有涂氏宗祠和周氏宗祠。汀州府城内朝天门区域的居民受朝天门影响，纷纷选择于正对朝天门的街上开设店铺。
朝天门就成为了这一区域商贩云集的发展增长极。东大街自城内不断衍伸，直至城外，成为该区域的商贸主街。直到今日，东大街仍旧以商贸为主，两侧商铺云集。并且，以东大街轴线为中心，商贩不断往两侧街巷内发散。
店头街
镇远门。店头街全长千余米，街道宽三米左右，源起于唐代，宋代设店头市，自此以后，这里成为汀州惠吉门外码头人流物流通向城中、转运赣湘内陆的必经通道。在明代，这条古街盛产檀香木雕佛像，畅销东南亚，尤其暹逻(泰国)、缅甸等信仰佛教的国家。店头街由两列整齐相对的木构建筑组成。每户门面都有一定的深度，基本结构是前店后宅下店上宅，前店面后作坊，故称"店头街〃。
宋代店头街北端自通远门始，不断往汀江堤岸衍伸，至明代于店头街南端建惠吉门，而拆通远门。汀江航道作为宋代汀州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成为五通街区域居民于此开设店铺的主要动力。店头市与河边市在惠吉门处交汇，惠吉门外也自然成为当时汀江码头之一。
南大街一鄞江门一宝珠门。鄞江门是南大街的发展起点，而宝珠门就是南大街发展的吸引点。除五通街区域外，
南大街区域是汀州历史上人口密度较高的另一个区域。南大街自西南侧的鄞江门（今三元阁）处衍伸，至明末建宝珠门，南大街止于此门。和东大街和店头街不同，南大街并未以“市”存在过，而是纯粹的居住区域一一坊。
这里目前尚存有余氏家庙、张氏宗祠、赖氏坦园公祠、赖氏家庙、紫云公祠等众多古代建筑。南大街正对汀州最早的城门一一鄞江门，以城门为吸引点，这里自唐代开始就应该是居民聚居的区域。发展至明末，建宝珠门，正对汀州城对面的卧龙山巅和宝珠峰。自此，在鄞江门和宝珠门两门的控制下，南大街的形态最终确定下来：以两门为两端点，呈直线形态。
总体来看，受到当时街市的影响，汀州太守刘钧组织开设的六道城门基本都与当时的街市有关。其中府前街的两端分别自东侧济川门和西侧秋成门衍伸出去，店头街则由南侧的通远门衍伸出去，东大街由东北的朝天门衍伸出去。这些城门的开设一方面加强了城内外的交流沟通，促进了商贸活动的顺利展开，另一方面也使汀州城在形态上相较宋代初期更加开放。
宋初，城门数量较少，经济发展较慢，街市贸易较少，城市表现出封闭的结构；而到了宋代末期，受经济、人口等因素的影响，城垣结构完全开放，城门为城内外信息、贸易、人口的流动提供了便利，与城门紧密结合的街市、码头丰富了城垣体系的景观。
另一方面，宋代汀州坊的数量也有所增多。据《汀州府志》和《长汀县志》记载，宋代汀州供居民居住的坊达到20个，宋代汀州城墙显然无法容纳20个坊，人口不断蔓延出汀州城，并与长汀县城融为一体。汀州城市规模的蔓延由两个方向：其一是越过城墙往西南方向蔓延，其二是越过汀江往东南方向蔓延。最终汀州的坊有大半是在汀州城墙之外。
这种城市蔓延也造成了汀州城市发展的不均衡性：南部人口密度高、北部人口密度低。人口密度不均衡原因有以下三点：其一，汀江航道引导商贸活动主要集中在汀江两岸，人口活动自然集中在汀州城南的汀江区域内；其二，北部卧龙山崎岖的山势导致了人口进一步往南迀移；其三，汀州府城南侧的长汀县城对人口的蔓延方向也有一定的吸引作用。
古城垣功能与观念文化的拼贴适应
伴随着宋代汉人的大量迀入，宋代汀州府学教育发展迅猛。“宋咸丰二年，创文宣王庙于鄞江门内横街”，这是汀州最早的府学。随后，作为唐宋以来兴起的教育组织一一书院也日益发达，汀江流域各县乃至广东、赣南纷纷到汀州办学。正是因为汀州客家人重教兴学，崇尚读书，造就了诸如刘国轩、上官周、华喦、黄慎、伊秉绶、李灿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
汀州儒家文化空间繁多，其中以建于清康熙年间、供奉朱熹的紫阳祠与汀州古城垣关系最为紧密。清长汀诗人吴辉章题于紫阳祠：嶙峋乌石幻成山，高耸朝天第一关。月透朱楼城廓静，风分玉洞水云闲。龙潭清净涵波明，雉堞牙张动斗星。此地鸡鸣最早处，留题彪炳镇江亭。
紫阳祠正门正对古城垣，紫阳祠建筑位于古城垣内侧，且呈平行关系。至于城垣之上的牌坊，则应是后世堆加上去的。
这段古城垣先于紫阳祠而建，本为一段普通的城垣，位于济川门与朝天门之间，濒临汀江。唐代汀州罗城也应修至此处，经后世不断加固，成为汀州古城垣防御体系中较为稳固的一段。但因紫阳祠选址于此处，这段城垣空间发生了功能转移：从以前防御、防洪的功能转变为祭祀朱熹大儒的地方。此外，唐代所营建的鄞江门，明洪武四年，汀州卫指挥王圭改名为广储门，弘治十二年，汀州卫指挥建广储门楼。
古城垣空间形态对自然现状的被动适应
宋代汀州政府对卧龙山上的城垣部分进行了修筑，以砖石城墙取代了之前的土夯城墙。城垣与卧龙山体的形态起伏相适应，形成了起伏多变的形态特征；与山中植被相适应，形成了丰富的城垣景观。首先，卧龙山体起伏不定，自西端“西倚听松”烽火台开始，城垣蜿蜒而上至卧龙山最高顶玄武楼（今金沙寺禅院），而后顺势下至“东翘舒啸”烽火台。
其次，在微观层面上，城垣适应山体坡度，在陡坡、缓坡的交接处不断变换形态，形成易与行人行走的城垣通道。卧龙山上多树，树木与城垣组合，也能形成适宜人行走、游憩的空间。
此外，城垣形态并非是直线型，在一些地方的转角也产生了多样的景观。又如在紫阳祠附近，城垣形态连续两次呈近似直角转角。城垣上元素多元，包括多样树种、亭阁等。如在卧龙山上“东翘舒啸”烽火台一侧，城垣形态在适应下坡的情况下转角;
其次，汀州是客家首府，在文化发展中有一种植物崇拜的意识。所谓植物崇拜，是自然崇拜的一种。客家人，尤其是老年人，认为日月星辰、风云雷电、山水土石、树木花草等自然万物，都是有神灵的。
他们还将各种自然神人格化，尊称为“伯公”、“社官”等。比较容易成为客家人崇拜的植物有：特殊地方的树林，如"伯公树〃或神坛后的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都不敢砍伐；房前屋后尤其是寺庙、祠堂前后的"风水树〃、"风水林〃也都没有人敢砍伐，如古田会议会址一一上杭古田万源祠后郁郁葱葱、年代久远的树林。
客家人的植物崇拜禁伐风水树、风水林，使客家村村寨寨都保留了一片乃至多片树林。汀州卧龙山上植被繁茂，以松柏、樟木为主，树木参天、树干笔直。在修建卧龙山体上的这段城垣之时，受到植物崇拜意识的影响，树木得到了良好的保存，并且与城垣融为一体，形成丰富的城垣景观。
这些树木与城垣的结合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随机零散地根植于城垣台阶上；二是根植于城垣垛口处；三是成排成组地根植于城垣台阶上。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植物的存在起到固土的作用。汀州卧龙山在历史上水土流失严重，这一问题也促使人们在卧龙山不断植树造林。植物通过发达的根茎固定城垣下的土壤，使城垣的根基能够长久牢固。这也是汀州卧龙山上的古城垣墙基能够保存到现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宋代汀州古城垣空间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表明：宋元时期，汀州古城垣空间开始表现出复杂性，古城垣的防御能力得到了加强，古城垣结构层次开始增多。其一，城垣空间的复杂性方面：经济、人口、文化三方面的动力，促使汀州城垣功能发生转变，其辐射区域内的空间适应不同的环境因素而表现出多样复杂的景观特征。
具体表现在：古城垣结构对坊市蔓延的衍变适应、古城垣功能与观念文化的拼贴适应、古城垣形态对自然现状的被动适应。其二，古城垣建设方面：应对城市不断出现的防御压力，古城垣的实体结构层次不断增多，防御能力不断加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城垣的规模、城门的设置、城墙的材质以及壕沟的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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